马寅初是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,他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,提出了计划生育的理论,并因此遭遇了巨大的批判和折磨。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国家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,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。三十年过去驰盈配资,世事变迁,曾经那时人们抢着生孩子,甚至有偷偷摸摸的行为,而如今,三胎政策已经放开,可大部分人却对生育保持谨慎态度,甚至选择放弃。
一、站在道德制高点的矛盾
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这句俗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许多人在道德高地上指指点点,却未必付诸实践。马寅初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,积极提倡计划生育,号召全社会减少人口增长,但与他所倡导的理念相矛盾,他自己却有两个妻子和八个孩子。那时有人不解,问他:“你要求别人少生孩子,自己却怎么做不到?”当时的社会观念认为“人多力量大”,许多人认为只要人口多,就意味着有足够的力量和资源支撑国家的发展。马寅初因此遭到严厉批判,甚至被拉出去批斗,他的办公室门口贴满了大字报,他也因此被强烈的社会压力所困扰。但马寅初心直口快,坚持自己对计划生育的坚定信念,甚至当时公开表示:“即使是死,我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!”到了70年代末期,人口过度膨胀,国家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驰盈配资,资源供给压力巨大,国家政策转变,开始着手限制人口增长,并在1982年将计划生育写入宪法。此后,各地计划生育的基层干部们全力以赴,采取各种手段执行这一政策。莫言的小说《蛙》便真实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故事,其中的姑姑角色就是一个计划生育的执行者,她的故事包含了许多关于人性、爱情与冲突的悲欢离合,小说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现实中的执行也是相当严苛的,许多村庄的小孩放学后举着小红旗喊:“计划生育好!计划生育好!”而村里的喇叭常常播放着这样的声音:“计划生育必须坚决执行!谁要是违反政策,后果自负!”那时,有些人为了规避政策,选择偷偷到亲戚家生孩子,有的人将差两岁的孩子上成双胞胎,只为了能顺利上户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计划生育的执行逐渐变得松懈,相关部门也进行了合并,计划生育被纳入卫计委的管理范围,最终“计划生育”消失在了历史的舞台,而改成了“卫健委”。对于那些曾经在基层坚守一线的干部来说,忽然间失去了工作,成了无业游民。
展开剩余48%二、人口负增长的现状
到了2021年,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。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.67亿,占总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,几乎每四个人就有一个老人,养老基金的压力也随之剧增。与此同时,近几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现象,许多90后和00后选择不生孩子,他们中的一些人直言不讳地表示:“我都养活不了自己,怎么可能再有能力养育孩子?”国家出台了二胎政策后,尽管政策放开,依然未能有效地鼓励更多家庭生育,甚至三胎政策也相继放开。但面对疫情、失业率上升、收入不稳定等问题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推迟或放弃生育。人们对于生育的担忧与恐惧愈加强烈,许多人选择了丁克或不婚主义,生育的选择更加遥不可及。即使是曾经的“计划生育先锋”马寅初,恐怕也难以预见,在21世纪初期,竟然会有如此多的中国人不愿意生育,出现了“自动实行计划生育”的人群。
三、年轻人面临的经济压力
以我们邻居的例子为例,这对小夫妻生活在郑州,购买了总价170万的房子,父母帮忙出60万,他们自己贷了110万,房贷每个月需要支付5000多元。夫妻俩现在有一个孩子,由于没有父母帮忙照顾孩子,妻子选择辞去工作,在家专门照看孩子。仅是奶粉费用,每个月就要花费1000多元,再加上生活费和租房费,家庭支出每月几乎在3000元以上。丈夫的工资为10000元,但每月结余仅有2000元。而且,现在亲戚朋友结婚,彩礼钱也越来越贵,一般情况下都是500元起步。每个月下来,几乎没有什么储蓄。对他们来说,如果再生一个孩子,这个小家庭的经济负担将变得更为沉重。因此,他们提出了希望国家能够在住房贷款、现金补助方面提供支持,尤其是对于孩子的入托政策,如果能减轻妻子的负担,或许他们可以考虑生第二胎。然而,目前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补助,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承担更多的生育费用,更别提三胎了。
四、政策建议
如今,生育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重大议题。人们并非不愿生育,而是现实中的经济压力和生活成本让很多家庭感到无法承受。正如俄罗斯所做的那样,建议国家给予生育二胎和三胎的家庭一定的现金奖励和税收优惠,让人们敢于生育,能够负担得起更多孩子。只有这样,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生育现状驰盈配资,促使年轻人重新考虑生育的问题,逐渐化解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困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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